为了挽救危局，无数志士仁人纷纷涌现，他们主张变法强国，推动建立强大的军力以应对列强的侵略。像洋务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洋务派如李鸿章、左宗棠等大臣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和海军，增强清朝的军事力量。然而，列强的持续干扰以及慈禧太后领导下的清朝腐败，使得洋务运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，国家的落后局面未得到根本改变。
到了1898年，戊戌政变后，北方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，义和团以“扶清灭洋”为口号，针对外来侵略展开了反抗。最初，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活动持反对态度，认为这是对清朝政府的威胁，甚至派袁世凯前往山东进行镇压。在袁世凯的打压下，山东的义和团势力有所减弱。然而，义和团的力量迅速蔓延至直隶，尤其是逐渐逼近北京，列强因此产生了深深的忧虑。
列强一直希望一个温顺的清朝政府，他们更倾向于把清朝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来利用，而不是摧毁它。义和团的崛起，意味着清朝有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潜力，可能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。为了避免这种局面，列强开始向慈禧施加压力，要求清朝政府镇压义和团。
1900年4月，义和团成功杀死了前往镇压的清军副将杨福同，并占领了涿州，义和团的规模迅速壮大，迅速进入北京。这一变故引起列强的极大恐慌，他们决定不顾清朝的抗议，强行派兵进入北京以保护使馆的安全。面对列强的挑衅，许多清朝官员建议慈禧太后招抚义和团，以便联合反击洋人，也有人主张剿灭义和团以避免激怒列强。
慈禧太后内心的矛盾和摇摆不定表露无疑。她既害怕列强，又对他们深感厌恶，尽管她想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反击洋人，却又担心义和团的强大可能威胁到清朝的统治。面对不断变化的局势，慈禧太后始终未能下定决心，态度反复。
当列强的部队进入北京后，慈禧太后对列强的傲慢行为愤怒异常。此时，赵舒翘等大臣建议，她不如转而收编义和团，以此威胁列强。面对这种建议，慈禧太后决定改为招抚义和团，并开始着手制定招抚策略。与此同时，列强的使馆也紧急联络本国政府，决定派遣更大规模的联军进入北京。
然而，在八国联军赶到廊坊时，义和团进行了激烈抵抗，发生了著名的“廊坊阻击战”。这场战斗令八国联军遭受了重大损失，不得不撤回天津。这一事件使得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，她决定继续招抚义和团。而列强则意识到义和团对他们的威胁，开始筹划组建更大规模的联军。
随着八国联军的进一步进攻，义和团进入北京并肆意行动。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，都未能逃脱义和团的暴行，他们杀害洋人、焚烧建筑，对中国人也进行了无差别的暴力行为。列强对清朝的态度越来越强硬，甚至开始准备重新组织更大规模的联军。
与此同时，清朝的朝廷内部也开始激烈争论是否继续招抚义和团。支持招抚的官员认为可以借义和团之力打击列强，而主张剿灭的官员则担心列强的进一步入侵。慈禧太后在面对这些分歧时，依然未能做出最终决定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她决定召开几次御前会议，在不断的争论中，支持宣战的声音渐渐占了上风。
就在会议期间，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将一封绝密情报带到北京，内容透露列强准备强硬要求清朝接受四项苛刻的条件：第一，规定中国皇帝住址；第二，代收各省钱粮；第三，代管军权；第四，要求慈禧太后交出政权。这份情报让慈禧太后愤怒不已，她深感洋人的强硬无礼，决定决一死战。
第二次御前会议上，慈禧太后只透露了前三条条件，隐瞒了最令她愤怒的第四条内容，避免引发大臣们的疑虑。最终，她以“为了江山社稷”作为理由，坚定了宣战的决心。
然而，宣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慈禧太后开始着手布置具体的战争准备，派遣荣禄等人与列强沟通，以为清朝争取更多时间。在外交上，列强已然不再容忍清朝的拖延，新的八国联军迅速组建，并对清朝展开了更加严厉的军事行动。
与此同时，清朝的局势逐渐恶化。列强的步步紧逼让慈禧太后意识到，自己的决策已经没有太多回旋的余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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