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述三种说法，皆有具体所指，民国年间，刘咸炘又否定了辑佚起源于陈元辑本《相鹤经》说，其在《目录学存佚》中曰：
叶德辉据宋黄伯思《东观余论<相鹤经>跋》云：从《意林》、《文选注》钞出大略，故辑佚当以此为鼻祖。然实不止此，宋世所传唐人小说及唐以上人文集，卷数多与原书不合，校以他书所引，往往遗而未录，盖皆出于宋人掇拾而成，此即辑佚之事也。胡应麟曰：“亦有宋世不传而近时往往选出者，又以拾抄类书得之”，此书可证也，但不著明者耳。
刘氏认为，宋代流传下来的唐人小说及唐以上人文集，凡与原卷数不合者，多为宋人辑佚而成，只是都不说明辑佚而已。这种认识极有道理，只是泛言之而无具体论据。
辑铁起宋代说，在目前的学界，似乎已成定论。如当代著名的中古典文献学专家张舜徽先生在《中国古代史校读法》、《中国文学》二书中，综合章学诚、叶德辉、刘咸炘三家之论，认为：“总之，这几家的见解虽不相同，但辑佚的工作，毕竟是宋代学者开其端，这是大家所公认的。我们今天也不必再纠缠于开始于哪一个人、哪一部书，作些不必要的争论了”。[8]赵振铎在《古代文献知识》一书中，综合章学诚、叶德辉两家之论，认为：“当然，从前代文献里也许还可能找到更早的记载，但是，一般公认辑佚工作是从宋代开始的”。[9]
辑佚是否起源于宋代，暂且不论；而辑佚究竟始于何时、何人或何书，笔者认为这是辑佚学必须搞清楚的重要问题之一。因为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，尤其是历史文化现象，绝不应轻易放弃对其源起的考究。如放弃这些形式上的似乎是“不必要”的东西，科学所剩仅仅是没有血肉的几条原则、定理、公式等，科学也就失去了他丰富多彩的内容。仅就宋代而论，陈景元辑《相鹤经》在北宋元丰八年（1085）之前，王应麟辑《三家诗考》、郑玄《周易注》、《尚书注》等在南宋末或元朝初年，时差约二百年，怎能弃而不论！什么是历史文化？这就是历史文化现象之一种，所以必须尽可能研究清楚。
二、起源晋代说及新资料
辑佚起源于宋代说，绝非定论。首先否定此说而提出起源晋代说者，据笔者所知，大概是吴枫教授，其在《中国古典文献学·辑佚书》[10]中论述辑佚起源时说：
中国古籍散失惊人，今存五代以前的集部书籍大多是辑佚本子。早在晋代，枚赜就辑过伪《古文尚书》。现今收辑于《说郛》中的《相鹤经》，也是属于较早的辑佚书。
昊枫字春城，1926年生于辽宁兴城，当代著名隋唐史，中国历史文献学专家，他一反前人旧说，独树一帜，发前人所未发，大胆提出：东晋元帝时（317-323），豫章内史枚赜（枚又作梅，赜又作颐）所谓《伪古文尚书》58篇是枚氏的成果。他把辑佚起源一下子上溯七百余年。枚赜奏献之《古文尚书》，世又谓《伪古文尚书》，为三国魏王肃（195-256）之伪传，其是否为辑佚，余待后论。但是。与枚氏奏献的《古文尚书》几乎同时，东晋高凉太守杨方在明帝太宁元年（323）辑成的《五经钩沈》则是辑佚书无疑。
杨方字公回，晋扬州会稽郡（今浙江绍兴）人，据《晋书》卷六十八本传和《太平御览》卷631引《晋中兴书》纪载：方少好学，有异才，初为郡役，公事之暇，辄读五经，内史诸葛恢见而奇之，谓有殊常之才，解役散置左右，徒以门人之礼，始得周旋乡贵间；时名儒虞喜兄弟，也雅爱方，为之延誉；恢尝遣方为文荐郡功曹，主簿虞预称美之，送以示贺循。循遂称方于京师，司徒王导辟为掾，转东方太守，迁司徒参军；方自以地寒，不愿久留京华，求补远郡，欲闲居著述，导从之，上补高凉太守，在职积年，著成《五经钩沈》；另有《吴越春秋削繁》并杂文笔等，皆行于世；以年老弃郡归，导将进之台阁，固辞还乡里，终老于家。
《五经钩沈》一书，《隋书经籍志》著录为十卷，《旧唐书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艺文志》著录也均为十卷，北宋庆历元年（1041）所成之《崇文总目》著录已为五卷，故其在北宋初已残缺不完，全部亡佚似在南宋末或元初间。《玉海》卷四十二引南宋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所载杨方自《序》曰：“晋太宁元年（323）撰。钩经传之沈义，著论难以起滞。”知是书大致是录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五经之佚注，以见汉注之旧文沉义；间有论说之语，以阐发古经、注之义理。成书时间，与枚本《古文尚书》几平是同时完成的。东汉古文经学兴起，今文经学渐衰，延至曹魏，西晋，今文经连仅存之章句、传说，也因战乱过烈而澌灭，古文经、注也多散佚，世难寓目，特别是西晋永嘉之乱以后。正在这时开始研习五经的杨方，深惜汉经传之散佚亡缺，故留心搜残辑佚，阐发心得，遂在东晋太宁元年（323）高凉郡守任上，辑撰成具有辑佚性质的《五经钩沈》十卷。所以，杨方是东晋初年的辑佚家，也是中国辑佚史上从事辑佚工作较早的学者之一，为辑佚起源晋代说一新证。
辑铁以某种原则分类，其可分为二类：一类是辑而不述，即仅以辑引原文为限，而不阐发个人观点和夹杂辑者之议论；一类是辑而有述，即以辑引原文为主，并夹杂辑者之议论，体例也似自著。《五经钩沈》大致属后一类型。
三、起源汉代之推测和曹魏之新论
辑佚起源汉代之推测，是从辨伪学中演绎出来的，关于伪书问题要属《古文尚书》争议最大，研究也最深，这其中包含二事：一是西汉孔安国所得之逸《书》十六篇问题；一是东晋枚赜奏献之《古文尚书》问题。
孔安国所得之逸《书》十六篇事，《史记·儒林传》记曰：“秦时焚书，伏生壁藏之。其后兵大起，流亡，汉定，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于齐、鲁之间。”又曰：“孔氏有古文《尚书》，而安国以今文读之，因以起其家。逸《书》得十余篇，盖《尚书》滋多于是矣。”[11]到班固据西汉末刘歆《七略》而成《汉书艺文志》“六艺略·书”类小序曰：“秦燔书禁学，济南伏生独壁藏之。汉兴亡失，求得二十九篇，以教齐、鲁间。讫孝宣世，有《欧阳》、《大小夏侯氏》立于学官。《古文尚书》者，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（有学者认为“末”当为“初”之讹），鲁共王坏孔子宅，欲以广其宫，得《古文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凡数十篇，皆古字也。共王往入其宅，闻鼓琴瑟钟磬之音，于是惧，乃止不坏。孔安国者，孔子后也。悉得其书，以考二十九篇，得多十六篇。安国献之，遭巫蛊事，未列于学官。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。《酒诰》脱简一，《召诰》脱简二。率简二十五字者，脱亦二十五字，简二十二字者，脱亦二十二字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，脱字数十”。（据陈国庆《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》）这就是古文《尚书》多今文《尚书》十六篇（又可以说是二十四篇）的最初记载。孔传古文《尚书》，西汉时未列为学官，东汉时因未有师说，马融、郑玄诸儒，所著述都不及逸篇。因此，在魏、晋之间，便都亡佚了。故清代今文家程延祚、刘逢禄、邵懿辰等，或以逸《书》十六篇非孔子删定者，或疑为伪书，到康有为撰《新学伪经考》时，以《史记》所记（上引二条三条）为“刘歆窜乱以惑人”，“逸《书》十六篇”是刘歆之伪作。相反，信《史记》《汉书艺文志》者，则以此十六篇目多见《史记》，证其非伪书。民国年间，蒋伯潜先生著《十三经概说》[12]，于此学界巨讼，在《尚书解题·古文尚书》一节中说：
（《史记·儒林传》）日：“孔氏有《古文尚书》”，则非由共王坏壁之后而始得之矣。曰“逸书十余篇”，则古文较今文所得之十六篇为《逸书》矣。刘逢禄以为十六篇乃《逸周书》之类，刘歆引《武成》语，正在《逸周书·世俘解》中，是其证也。故西汉博土不信此十六篇而以《今文尚书》为备也。马融《尚书序》曰：“逸十六篇，绝无师说”。郑玄《尚书注》分十六篇为二十四篇，而并未为之作注。东汉古文大盛，而此十六篇古文尚书，马氏以为绝无师说，郑氏不为作注，则其是否真为孔子所撰定，亦大可疑矣。说者或以此十六篇曰皆见子《书序》为证。不知《书序》本非孔子作也。或以此十六篇目多见于《史记》为证，不知经传、子、史中所引古书篇名，不但有出十六篇外者，皆孔子删落之余，犹《公羊传》引不修《春秋》也。《墨子·兼爱》、《明鬼》中尝引《汤说》矣，《尚同》中又尝引《相年》矣；《左传》襄公四年尝引《夏训》矣，定公四年尝引《伯禽》《唐诰》矣；《礼记·缁衣》尝引《尹吉》矣，《坊记》尝引《高宗》矣；《尚书大传》尝引《大战》、《揖诰》《多政》矣；《史记·殷本纪》尝引《大戊》；《汉书·律历志》尝引《丰刑》矣；此皆在《书序》百篇之外者。如以为亦孔子所撰，亦未免过信《书序》矣。至于“孔安国以今文读之”者，因其为孔氏所世藏，以古文字书写，而安国通晓古文字，故能译读为今文耳；非谓别有多于今文《尚书》之古文十六篇也。故此十六篇古文，终于亡失。窃疑当时即有其书，亦群知其非经孔子撰定之逸书，故学者未之重视，汉世不列学官，绝无师说，不为注释，终致散失。
康有为直斥为刘歆伪造；即使不出于歆，亦摭拾孔子纂《书》时刊落之余耳。蒋先生认为，这十六篇逸《书》即使不是刘歆伪造，也是“摭拾”孔子撰定《尚书》时“刊落之余”而成。《尚书》是一部上古文献典籍汇编，“刊落之余”，就是有意识弃而不收者，“摭拾”就是收辑，笔者在《辑佚与辑佚学》[13]一文中认为广义的辑佚包含四种，一种是辑佚书，二是辑补缺佚，三是辑拾漏佚，四是辑佚书之书目。辑拾漏佚分为二种情况，一是辑拾弃佚，即编者有意识弃而不收者，后世看来则为“漏”，故辑而拾之以补其弃佚；一是因编者未知见而漏掉者，后世间有见存，也辑而拾之以补漏佚。所以，若蒋先生逸书十六篇是“摭孔子纂《书》时刊落之余”之说可以成立，十六篇逸《书》，实为“辑拾漏佚”也。那么我们可以推测，辑佚之起源在西汉时似乎可信。若康有为“刘歆伪造”说可以成立，那么，刘歆作为“不能凭空”伪造，而是“缀辑诸书”而伪造，即辑录西汉及以前各类图书文献引文（无论或真或假）而伪造，这从辨伪学角度认识，称其伪书也无不可。但从辑佚学角度来认识，其中尽管非全是孔子撰定而复佚之文（这种现象在今天的辑佚中也是常见的，即误辑）也是广义上的辑佚，“只是不著明辑者”而已。据此可以推测，辑佚起源于西汉末刘歆之时。
枚赜所献之《古文尚书》五十八篇，前节已涉及。据《隋书经籍志》书类小叙、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记载：孔安国传《古文尚书》“晋世秘府所存，有《古文尚书》经文”，永嘉之乱后已无人传授，东晋元帝时，“豫章内史枚赜，始得安国之传，奏之。”即今传本《尚书》。对这部枚氏奏上、孔安国作传的《古文尚书》，自南宋始疑其为伪书，到清阎若璩作《古文尚书疏证》，列举其为伪之证一百二十八条；惠栋作《古文尚书考》逐一校核其作伪的资料来源；丁宽作《尚书余论》，竞证为三国魏王肃之伪造。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<史记>经说证伪经考》曰：“王肃既伪《古文尚书》，……其缀辑诸书，皆与原文少异，或增或漏，故示缺略。凡此皆作伪者之伎俩，欲使人疑信参半，而凭论既深，卒不能去，则其术售矣。”[14]梁启超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卷二日：“造伪的不能凭空架阁，必定抄袭真书，或割裂，或变换，或凑缀，使读者不疑，梅本《古文尚书》大半皆有凭藉。……各篇名句的出处，差不多都可以找出来。明人梅鷟的《古文尚书谱》、清人阎若璩的《古文尚书疏证》以及清人文集，已经爬梳得很详尽了。可见梅本的确是采缀古书而成的。”[15]
正如辨伪者所论定，无论是孔安国传的逸书十六篇，还是“梅本”《古文尚书》（辨伪者认为不含和今文相同的二十八篇），“作伪者之伎俩”，“必不能凭空架阁”，明清两代辨伪学者，可以说下了一翻大工夫，最后的结论是“的确采缀古书而成的”。这从辑佚学的角度认识，辨伪学者们下大工夫的寻源工作，恰好证明了梅（枚）本的辑佚佚性质。由于当时至宋代以前，人们还没有认识到除撰，疏等著作形式之外，还有“辑佚”这么一种形式，所以，宋代以前的辑铁性质的著述，都“不著明辑者”。如果说。把孔安国传之逸《书》十六篇看成是辑佚之作还仅仅是一种不让人十分信服的推测性结论，那么，借助辨伪学者长期细致的考究成果，在辑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，“梅本”《古文尚书》就不再是一种推测，而是辨伪学者研究成就的另一科学结论。所以，可以作出肯定而不是推测的结论：“梅本”《古文尚书》真如辨伪者所考定乃为王肃（195-256）“伪作”，那么辑佚起源至迟是在三国曹魏朝：如为枚赜之“伪作”，辑佚起源至迟是在东晋之初年，吴枫教授似不同意王肃“伪作”说，而据《隋书经籍志》和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，对“梅本”《古文尚书》以辑佚论之，见识甚卓。
到目前为止，学界对辑佚学的研究还是粗浅的，但可以说，这其中辨伪学者贡献出一份珍贵厚礼。也可以这样说，辨伪学者若能借助辑佚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，从辑佚的角度来思考一下问题，或许会从《古文尚书》研究的百慕大三角中挣脱出来，对《古文尚书》形成的认识也许会更容易些；若能从辑佚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一下已被定为伪书的汉唐以前的文献，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结论，会在古文献学的沉夜中见到一丝新的曙光。
按，作者曹书杰为中国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历史学博士，是当代辑佚学研究的代表学者。原文载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1990年第4期。图片来源，网络。原文注脚已删除，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，正文中用“[1][2][3]”等字样标出。
责任编辑：李最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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